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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前教育政策演变的理性反思
发表时间: 2014-09-18 08:22:09 点击次数: 3213
 

中国学前教育政策演变的理性反思

李红婷

           (教育发展研究所民族与农村教育研究室主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社会,工具理性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工具理性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它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作为社会生活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日益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及社会体制之中。工具理性以其巨大的社会效率及功能带给人类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路径。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开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社会变革,也开始了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伦理理性被批判,工具理性开始缓慢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家庭生活领域。

一、清末民初,工具理性渗透,近代学前教育机构萌发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背景下,我国乡村家庭以委托式家庭为主要家庭类型。委托式家庭强调伦理理性,这种伦理理性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典型的伦理本位关系;体现在家庭关系上,就是父权家长式的家庭结构;体现在家庭教育上,就是强化家庭及家族对幼儿的责任及教养。近代以来,以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被看做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起步,也是西方“工具理性”向中国社会渗透的开始。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开始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在清末“新政”中,中国教育体制开始了从传统到近代的结构性转型,西方工具理性开始渗透到中国教育体制中。这种结构性转型,体现在学前教育领域,就是1903年,端方在武汉创办湖北蒙养院,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学前教育机构。1905年,端方在长沙再次创办了湖南蒙养院。湖北蒙养院和湖南蒙养院是中国最早近代意义上的学前教育机构。

二、民国时期,伦理理性被批判,工具理性渗透到课程体系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十字路口,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近代新式学校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一方面对于封建传统社会及其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批判,另一方面,广泛宣传和介绍西方教育思潮。在“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号下,工具理性开始广泛渗透到中国各个层面,甚至包括家庭生活。以学前教育发展为例,“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来到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在华两年时间,实用主义哲学得到广泛传播,这种传播进一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理性,工具理性进一步渗透到中国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之中。比如,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等人开始了中国学前课程本土化、科学化的探索。193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这是中国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统一的幼稚园课程标准。该课程标准强调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观念,这显然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也标明工具理性已然渗透进入中国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之中。当然,该课程标准也体现了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人在学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基础上,对中国学前教育课程体系本土化、科学化的有效探索。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价值理性回归,推动学前教育“普及化”

二战结束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以扫盲为起点,通过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教育来挽救伤痕累累的战后世界,为此提出“基本教育”的理念。“基本教育”的理念体现了二战之后,价值理性在西方社会的回归,也是西方社会对工具理性的初次反思。这种“基本教育”的思想理念,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政策具有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是“新民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根据新学制的要求,教育部制定了《幼儿园暂行规程》,确立了“幼儿教育面向工农大众”的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集体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农村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进一步被解构。在这种背景下,幼儿教育社会化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配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1958年,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人民公社必须办理托儿所和幼儿园,同时必须担负培育保育员和幼儿教师的任务。此后,全国大部分农村生产队办起了托儿所或幼儿园,许多市县和公社还纷纷宣布“普及幼儿教育”。

四、改革开放以来,工具理性扩张,倡导学前教育“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体系开始瓦解,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体开始出现。大部分行政村则由于集体经济的丧失变成了“空壳村”,以往依赖集体支撑的公共事业包括卫生防疫体系、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础教育、公共文化以及集体救济与保障体系在集体经济解散以后,陷入衰落状态。因此,国家无法继续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重任完全委托给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农村学前教育完全依赖“集体养育”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家庭的作用与地位重新得到强调,家庭开始与国家共享对幼儿的支配权力,也共同担当学前教育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国进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在经济理性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学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未来我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是:“今后5年幼儿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我国幼儿教育开始了由“集体福利”向“社会多元化供给”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学前教育“社会多元化供给”政策,是政府应对经济理性冲击的一种“无奈选择”。政策执行初期,“市场化”的冲动取代了“社会多元化供给”的初衷,农村学前教育一度出现滑坡现象,但乡村民办幼儿园却在“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得到催生、发展和壮大。

五、教育体制改革必须积极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当代中国,由于个体化社会的出现,个人主义得到张扬,个人意志得到尊重,大写的人再次被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多元化,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由此被不断地激发出来。这一切,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社会政策变革的动因。因此,如何应对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改革中的冲突与分化,如何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显然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其实,价值理性一直是世界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不变的内在追求,而工具理性又是其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只有还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教育活动中的一体性,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教育真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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